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提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丁奎岭指出：“基础研究既能探索自然奥秘、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也是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关键。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做出原创性、变革性、颠覆性的关键核心技术。”

基础研究是科学之本和创新之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基础研究的目标是拓展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其产出是一般知识以及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2018年起，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建设了一批前沿科学中心，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与新时代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战略要求相比，与全球科技竞争新格局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基础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相比，我国高等院校的基础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亟待进一步加强与优化。

主动布局，战略谋划。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一轮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调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等院校基础科学研究需要主动聚焦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目标，有组织地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和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大科学计划，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基础科学联合攻关研究。《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中已明确提出的核心任务包括组建世界一流创新大团队、建设世界领先科研大平台、培育抢占制高点科技大项目和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和大成果的持续产生不仅有赖于持续的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而且有赖于主动布局的战略眼光和超前谋划的战略思维。

交叉融合，协同攻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打破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数字世界之间的界限，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正在呈现出深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前瞻性、战略性和前沿性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的持续产生更加需要建立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和科教深度融合的基础之上。但正如丁奎岭在提案中所指出的，我国高等院校目前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科研资源分散、协同协作困难的现象和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围绕科技人员聘任、职称晋升、评价激励、成果转化等方面在试点基础上不断进行大胆探索。例如，由于基础研究具有长周期性、探索性和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些研究特点要求高等院校对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凸显科研文化和科研品格关怀，不断促进科研管理向科研治理转变，并努力提升科研治理现代化水平。

加大投入，战略储备。由于基础研究在一个国家整个研究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重要地位，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强国和科技强国无不将保证和不断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在整个公共科研经费系统中所占比例作为政府财政预算设计的优先考虑。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高等院校基础研究投入及其人均投入与高等院校基础研究产出呈现强相关性，而基础研究投入增长率与其产出增长率之间未呈现显著相关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指出，推进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这既是回应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与问题、适应高质量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夯实基础科研根基，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根本任务。因此，不断加大基础研究相关投入，多措并举吸纳更多优秀青年投入基础研究，从国家层面进行基础研究优秀人才战略储备，也是重要的战略举措。

（作者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2年03月1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