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份简历石沉大海，李其芳开始怀疑自己。
李其芳就读于甘肃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大四下学期，考研失败的她决定直接就业。但大小招聘会上，她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学校是普通院校，专业就业面也比较窄，一些岗位还有工作经验要求，甚至连不限专业的企业也拒绝了我的简历”。
近年来，应届高校毕业生数量一直在急剧攀升，从2019年的834万到2020年的874万，再到2021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以909万又创历史新高。“受疫情、回国潮、留学难等因素影响，相较于双一流的毕业生来说，我们这样‘双非’高校的毕业生想要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李其芳的困境，也是不少普通“双非”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现实难题。如何调整心态、审时度势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不少年轻人用自身的奋斗经历给出了答案。
比名校毕业生更艰难的求职路
“我大约8月就开始各种海投，9月底之前大概投了五六十家。‘双非’学校到底受不受歧视呢?答案是：确实会。”
毕业于安徽省某高校财务管理专业的任彦洋在某问答社区上，就“双非本科应届生找工作真的很难吗?”的问题，敲下自己的感受。
虽然在一所普通高校就读，但大学期间，任彦洋一直在很努力地丰富自己的履历。临近毕业，他拥有5份实习经历，包括世界五百强、金融公司、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等;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证书)也过了10门。可即便这样，他给心仪的公司发出简历后，连网申的第一关都很难通过。“大多数公司对学历背景很看重，都喜欢要名校学生”。
回忆起一边实习一边参加秋招的经历，任彦洋坦言，那一段时间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经常是头一天参加A公司的初面，当晚又赶高铁参加第二天B公司在异地的面试。苦苦奔波并没有带来如期的收获，看着他同样专业，在“双一流”高校就读的同学，早早找到了理想的岗位，令他既羡慕又郁闷。
同样自信受到打击的，还有毕业于重庆某“双非”高校英语专业的陈锐。
大学期间，陈锐尝试过不少和自己专业相关或是不相关的职业，他做过livehouse摄影师，做过唱片厂牌的文案写手，做过个人翻译，还做过食品贸易。最初，本着探索兴趣爱好的想法，他自荐入伙新兴行业的年轻创业团队，但后来创业理想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
几经辗转后，陈锐决定到昆明一家知名教育培训机构求职，经在该机构就职的朋友介绍，他成为一名雅思培训教师。“受疫情影响，学习雅思课程准备出国的学生数量相较前几年大大减少。我现在还不是完全正式的讲师，还在试用期。”
“工作量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说实话，我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但是疫情当前，就业形势太不乐观了，我没有把握能够找到更好的岗位。”陈锐无奈地说。
“作为‘双非’高校的毕业生，进入比较正规和大型的企业或公司有很大难度，我们只能自己去摸索门路去找，有的企业在招聘签合同时挺乱的。我自己是男生还好，身边有的女同学在求职过程中还遇到了被骚扰等不愉快的事情。”谈到求职路上的坎坷，陈锐长叹了一口气。目前，陈锐暂时安顿下来的公司本应将签署的合同一式两份，有一份给到陈锐手中，但他至今都没有收到应该为员工所有的那份合同，询问再三，得到的却是敷衍的搪塞。
就读于沈阳一所工科院校安全工程专业的许媛今年毕业，大四时，她就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投入到找工作中，可求职过程并不像她期待的那样顺利。
“我读的专业偏工科，也不是学校的特色优势专业，加上性别的因素，找工作确实有难度。”许媛记得，好几次参加校招，招聘方一看就学背景，就会告诉她，这个专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还好，大多从事管理工作，普通院校毕业生大都会跑工地，天天要跟工人打交道，工作条件相对艰苦，女生不太合适。
在参加的各类招聘会中，许媛真切体会到，“双非生”再加上专业工作对性别的要求，求职中非常不占优势。在一场招聘会上她发现，尽管专业对口的岗位有四五家公司，但他们更乐意要专业竞争力强的高校毕业生，“哪怕是女生，那些名校、优势专业的也比我们更有优势”。
“虽说名义上就业门槛规范了，不能歧视女性应聘者、直接明确写不招收女生，但这些隐性的‘玻璃门’和明确拒绝招收，又有什么结果上的不同呢?”经历多了，许媛就会对这样的软拒绝习以为常，只得尝试非本专业的招聘岗位，但很多还是以“专业不对口”的理由拒绝了。四处碰壁、兜兜转转，求职大半年，她只得拜托学兄学姐推荐，才找到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是漂在大城市，还是回基层就业
很多知名企事业单位都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对就业市场容量相对有限的中西部地区高校毕业生而言，一线发达城市就业容量大、就业质量好。面对潜在的就业机会，很多中西部高校毕业生走进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网申和专业测评过后，任彦洋迎来了自己秋招的第一场面试，抛开舟车劳顿的疲惫不谈，他最心疼的是光来回路费就花费了1000多元。但任彦洋还是非常高兴。他得到了北京一家知名企业的面试机会。
“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到北京才知道人才之多。”在面试中，他和众多北京知名高校的学生同台竞技，感触良多。最终，这次应聘他还是被婉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历背景不亮眼。
因为学校和学历被婉拒并不是令任彦洋最沮丧的，他更加不满的是招聘公司的“区别薪资”。
在另一次北京一家公司的面试中，从宣讲会的1分钟面试，到无领导小组讨论面试，从单独面试再到高管终面，任彦洋凭借着自己过硬的面试技巧和丰富的实习经历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拿到了offer，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我们地区面了几十个人，不乏CPA考了多科的，211、985研究生，最后只发了两个offer。最让我不满的是不同层次的学校的薪资不同，明明同等要求面试，我拿到offer说明我比他们有一定优势，可尽管都是本科生，就因为就读学校是‘双非’院校，入职工资要比名校生低很多，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区别对待。”任彦洋说。
大学毕业首次去北京就要找工作，面对陌生的环境，甘肃女孩袁丽的求职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省上的媒体就业机会不多，加上本省在外就读学生的竞争，空间很小。”2019年毕业于甘肃某二本院校新闻专业，经历了在省内媒体实习、求职后，袁丽一无所获。听说北京媒体单位多，文化传媒业发达，最后她还是选择了进京求职。
“安顿生活就是个难题。”为了能租到合适的房子，袁丽和一同去北京的同学脚底都磨出了水泡。“有的价格太高，有的地方太偏，有的和人合租担心安全问题。”最后，她们在昌平的一个老旧小区找了一个单间，两个人睡上下铺，一个月花800元。
找工作更是煎熬的过程。北京招聘会比地方明显多，专业相关的就业岗位也多，可每次网上投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快到通知面试的截止日期，袁丽心有不甘，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让看邮件回复，每天盯着邮箱，也一无所获。
在等待了一周后，袁丽实在坐不住了，凡有线下的招聘会，就主动出击。“一到现场，真是长见识了，我们那点读书和实习经历真是拿不出手。”在招聘会上，稍微正规一点的单位，都是人满为患，除了在京高校的学生，还有全国各地的高校毕业生都在找工作，也不乏海归。
“很多招聘人员连我的学校名字都没听过，对投出去的简历也是爱搭不理，有些简单一看，就随手放在一边，和重点考虑应聘者的简历不在一起。”一场场招聘会，袁丽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却一次次受打击，败兴而归。最后，实在熬不住了，到北京20天后，就在一家小文化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没有任何保险和补助，每个月收入4000元。
公司在城南的丰台，住在北边的昌平，每次上下班倒地铁，袁丽就得花两小时左右。中午吃饭为了省钱，她都是早上自己做好，中午在办公室简单热一下对付。“时间一长，胃口也不好了，身体明显消瘦”。
在北京坚持了两年后，今年6月，袁丽回到了甘肃，在离家不远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上了班。“我都不好意思给人说去过北京，没待住又回来的。”回首过去的两年，袁丽十分感慨，经历过后，她才发现，对于一所西部普通院校毕业的学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业困难太多，专业成长也十分有限。
“学校和专业至少一个得有点竞争力。”袁丽也有高中同学在北京找到了事业单位的工作，但大学上的都是甘肃省的双一流高校或双一流专业，且相比文科专业，普通高校的特色理工科在就业市场更有优势。目前，袁丽正全身心投入到县融媒体记者的工作中，她打算“先靠努力赢得单位和领导的认可，再找机会继续求学深造”。
从事学生工作多年，甘肃一所二本高校团委书记坦言，这些年见了很多像袁丽这样经历的学生，在她看来，在目前情况下，普通二本院校的毕业生确实要审时度势，要么放低身段，面向基层去就业，要么一入大学就要做好打算，厚积薄发，努力进一步深造，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普通二本开设的很多专业都缺乏竞争力，尤其一些文科专业，名字听着很时髦，设立一个专业门槛并不高，质量也可想而知。而就业是系统工程，读书的学校、专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都对学生求职至关重要。”在这位团学干部看来，作为普通高校，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学校要优化专业布局，下大力气加强专业建设，“这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同时，学生也要有所规划，根据自身情况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充分做好知识和能力储备，如此，才有机会赢得更好的未来。
生活有点闷，昂首向前才有风
刚刚结束学生生涯，手中没有积蓄，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对处在就业困境中的“双非”毕业生而言，如何支撑自己的生活开销，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我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外卖太贵了。”陈锐蜗居在租住的公寓里，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做饭。”他调侃自己，“有钱有闲的人享受烹饪，而我是忍受生计所迫的负担。”
回想起刚到昆明求职时的情形，陈锐十分感慨。“找工作那段时间压力很大，身心双重疲惫，哪里还有心思花在吃饭上呢?随便吃一口，不饿就行了。”没找到工作时，陈锐租房和求职的一切费用都是家里贴补，虽然家人不说什么，但他还是有很重的心理负担。最近，陈锐刚刚找到能暂时稳定下来的工作，为了房租租金能低些，陈锐租住在离公司很远的郊区，每天上班下班来回一趟需要两个多小时。
“公司前辈同事对新入职的员工帮助很大，有些社交是不得不做的。”刚刚入职，陈锐觉得，运营好人际关系对他在陌生城市的工作生活很重要，他每个月要在社交上花不少钱，这又是一笔负担。“每个月工资4000元，扣去房租1200元，每天的通勤费乘上一个月30天，再除去自己的生活花销和必要的社交花费，就没剩多少了。”陈锐计算着每一笔支出，备感压力。
工作既不在家乡，也不在大学所在的城市，家人也担心陈锐远在他乡的新生活，经常邮寄一些家里自己做的腊肉、酱菜之类的。“每次收到家里寄来的食物或者衣服，我都感觉那是最幸福的时候，可每次打电话却是报喜不报忧，说我在这边一切都好，很怕家里人担心我。”还在试用期的陈锐工资微薄，妈妈深知他一个人在外漂泊不易，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发些节日红包，希望能补贴儿子的生活。
同样面临经济压力的还有李其芳，自从大学毕业以来，生活中的每一笔开销都压在李其芳的头上，可她始终不愿向家中求助，孤身一人在城市中寻求立足之地。
房租是李其芳要面对的最大压力。“回农村老家找工作无门，出来找无论是住宿还是吃饭都要花钱，尤其是房租，负担很重。”李其芳说，兰州大部分业主租房都要求押一付六，租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房租一次性要交七八千元，这对刚刚毕业手中没有积蓄的她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只要房租到期，当天房东就会停水停电。”从奔波在求职途中的同学们口中了解到租房中的种种经历，让李其芳一度对校园之外的社会生活感到恐惧，但她仍然咬着牙坚持了下去。
李其芳是幸运的，房东体谅她的难处，让她先住着，等找到工作领到第一份工资时，再交3个月房租。尽管这段艰辛的岁月已经过去，但提及这位善良的房东阿姨，李其芳仍然充满了感激。
“我要去新加坡读研了，刚申请下来。现在能找到的工作，和我预想的差太多了。”在求职中遭遇了种种不公平，任彦洋逐渐认识到，在如今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双非”本科生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实在不易，他决定再次背起书包，去国外深造，“希望留学归来，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其芳、任彦洋、陈锐、袁丽、许媛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