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上海交大教授、图灵奖得主约翰 霍普克罗夫特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人才数量比美国多，但美国在研究型博士学位项目方面比中国强，原因在于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目前中国的高校过于注重国际声望，把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刚发布的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上，我国清华大学排名第10名，取得突破性成绩，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排名最高的高校。我国大学在各类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近年来都有“飙升”之势。但这反而引起人们对大学的办学导向的忧虑。

世界大学排行榜，发表论文(数量、期刊、引用率)是权重最高的指标，为提高国际排名，大学就围绕提高论文发表数量办学，把申请科研经费、发表论文作为考核教师的重要指标。这就把大学变为“论文中的大学”，而非“培养一流人才的大学”。大学教授的重要身份不是学生的导师，而是“课题教授”“论文教授”。这导致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朝少数科研名校集中，国内“顶尖高校”科研化，“地方院校”低质化。调查显示，我国很多地方本科院校的生均经费在2万到3万之间，这些院校本应该专注本科教育，可一方面受经费制约，另一方面为获得办学成就，也跟着头部学校搞科研，用一系列科研指标考核教师，以提升大学排名，这让这些院校的本科教育质量更难保障。

研究型大学当然应该进行科研，但是开展科研的目的，不是追求发表论文，而是培养一流人才，即给学生创造参加前沿科研的机会。可我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科研变为了要求所有学生都撰写论文，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必须在读期间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才能参加答辩。在这种办学环境中，本科教育不被重视，教授们并不愿意在难以出科研成果的本科教育中投入时间、精力，由此出现大学排名提高，而人才培养质量反而令人担心的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世界大学排名的提升并没有转化为对优秀国际生的吸引力。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对美国大学进行排行时，并无所谓的“国际声誉”指标，而是一系列本科教育质量指标，包括新生选拔率(学生申请与录取的比例，录取率越低，评价越高)、新生留校率(有多少学生在求学一年之后继续选择留下攻读学位)、教育资源利用率(有多少班级是20人以下的小班教学)、毕业率(有多少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毕业)、校友捐赠率(毕业的校友有多少捐赠母校，反映校友对母校办学的认可度以及毕业后的事业发展情况)。虽然这些指标也遭遇质疑，但是，相对于关注科研等指标来说，这些指标更重视大学的本科教育投入与质量。(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