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脱贫致富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这部主旋律的电视剧几乎每一集都设置泪点，让观众欲罢不能，获得极高的美誉度。

成熟的阅读者往往很重视文学作品中首尾部分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这种惯常经验对于影视剧的审美欣赏也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电视连续剧《山海情》的开篇与结尾来切入赏析，虽然这不是一部以反映教育扶贫为主题的电视剧，但在我看来教育的影子无处不在，甚至贯穿整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山海情》的首尾很有意味，导演安排了两次“出逃”的戏，这两次出逃都内含着教育寓意。剧情一开始是几个贫困的涌泉村青年策划了逃离家园到外面谋生的事件。得宝、麦苗、水旺、尕娃因忍受不了黄土漫天的贫瘠的自然生存环境而外逃，打破了村子里祖辈安于天命的生活状态，成为涌泉村天大的事件而举全村之力去“追逃”。另一次“出逃”戏发生在大结局部分，是马得福、马得宝等人的孩子们策划逃出城市，到涌泉村老家寻根。

经过二十几年帮扶之后的闽宁镇得到大发展，城镇化程度极高。托国家政策之福，闽宁两省区人民在荒漠戈壁硬生生建出新都市，这片被联合国评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贫瘠土地，到处生机盎然，人们安居乐业。按常理电视剧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以贫困开始，以脱贫胜利结尾，大结局中马得福、得宝、麦苗、水旺、尕娃等所有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事业蒸蒸日上。然而未完待续，他们的小子们又上演了一场“出逃戏”，这些忙于事业的脱贫成功者乱成一锅粥，多路汇聚准备去寻找。当得知他们是一次集体策划逃离城市，逃离各种附加教育，去老家涌泉村看爸爸妈妈的“童年”时，吊庄户“得宝”们的心灵受到震动，决定立即回到被遗忘许久的涌泉村去看一看。这样的神来一笔，使电视剧《山海情》展现的脱贫致富内涵得以升华，物质的脱贫与精神的脱贫碰撞、融合，成就了马得宝这一代人从物质脱贫向精神脱贫的升华，这是一代人的集体成长，“两次出逃”的回环结构完美且耐人寻味。

《山海情》这部并非以教育为主题的电视剧却凸显出教育在脱贫中的重要作用。脱贫路上教育担大义，它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人的眼界，在心灵上种植人们对未来的梦想，这正是贫瘠土地上艰难开放出来的“信念之花”。在闽宁对口扶贫援助中，派出支教队伍进行教育扶贫也是整个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感人的支教故事不胜枚举。尽管《山海情》没有大篇幅演绎和刻画教育扶贫，但整部剧情关于教育的内涵诠释却无处不在。

《山海情》中第一次“出逃”是寻找谋生的出路，马得宝、水旺等人都是白校长的学生，上过学，对山外面的世界有憧憬。虽然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但是学校的精神启蒙却在年轻一辈人身上汇聚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他们有勇气脚步朝外打破涌泉村陈旧的生存状态，这是贫困使然，也是启蒙教育的驱动。《山海情》第二次“出逃”是回归精神的自然。脱贫之后的物质生活条件富足，“得宝们”对孩子的成长期望明显加码，他们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落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谬误认知中。倘若以“起跑线”定输赢，《山海情》中的“得宝们”注定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功，他们的脱贫致富事实恰恰对这种谬误做出了有力回击。电视剧通过两次“出逃”情节的设置，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本质发展问题上来，精神不贫穷，发展就有希望。即便是当下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也经历过曾经贫困的年代，教育励志对于战胜贫穷有着重要的意义，即使是一个人的学校，教育也不允许缺失。

基于当下社会真实，《山海情》在大结局部分设置孩子们“出逃”，看似闲来一笔，却触动了屏幕前千万个家长的心;而如果回溯到剧情开始的那次“出逃”，很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经历，如此接地气的现实题材作品，是近年来电视剧创作难得的收获。《山海情》剧中对于人的成长，对于生活的贫穷与富足的反思，提供给我们的审美空间超越了主旋律的单向度宣传，切中了真实生活中的社会热点，并且涉及人性的深层问题。实际上，可以将《山海情》中关于人的教育成长看作一条隐性的结构线，剧情开头与结尾的呼应与暗合，拓展了主题立意，提供给观众更多的审美可能。

《山海情》涉及教育主题的剧情，最明显的是白校长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他同样在整部剧情中起到了结构作用，他的故事贯穿全剧，在很多节点上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从人物艺术形象上分析，应当说这部电视剧所塑造的是对口扶贫、脱贫致富的一组群像，有扶贫领导干部代表吴月娟、陈金山、张主任、马得福，有科技扶贫代表凌教授，有代表教育界的白校长、支教老师郭闽航，还有涌泉村村民喊水、大有、水花、得宝、麦苗、水旺、尕娃等。观众对他们都很熟悉，却没有特别集中到哪一个形象上，他们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艺术提炼。《山海情》塑造的这群普通人为改变贫困面貌而积极向上，他们勤劳质朴，热爱家乡。尽管也有像大有叔这样相对落后的形象，有像麻副县长这样带有形式主义缺点的官员形象，但该剧并没有将他们作为反面形象来强化塑造，他们在脱贫攻坚的大氛围下改进自己，跟上了社会发展的大形势。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正因为把住了这些年脱贫攻坚的时代脉搏，真实精准地为普通干部群众画像，让观众觉得形象朴素可感，触动了观众的审美情感，获得高收视率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山海情》的人物群像中，马得福、水花、马得宝、麦苗相对比较突出，他们表现出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他们善良淳朴，能善待家人和邻里乡亲;他们向贫穷抗争，有寻找新生活的勇气;他们勤劳务实，能在任何环境和岗位上干事创业。他们的生活故事作为主线贯穿剧情，涌泉村的脱贫道路，也是村子里青年人的成长历程。马得福从一个中专毕业生成长为闽宁镇镇长;水花从一个逃婚者成长为村干部、超市老板;得宝从一个无业青年成长为工程公司老总;麦苗从一个打工妹成长为企业高管。他们从涌泉村小学走出，无论完成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学校都是他们精神洗礼的地方，他们受到白校长的启蒙教育，身上的优秀品质来自白校长的谆谆教诲。白校长对于他们的人生成长至关重要，马得福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就会回学校与白校长聊聊，以至于他在任村支书、镇长等岗位时始终不会偏离初心。水花尽管生活坎坷，她对残疾丈夫忠贞不二，从给丈夫换木板轮滑—残疾人拐杖—残疾人专用轮椅，每一次改进都是她用汗水换来的，都是对贫困生活的步步抗争。水花对得福有感情，却没有丝毫暧昧，两人的纯真让整个剧情变得温馨、美好。水花把学校视为启蒙圣殿，充满了崇敬，她从闽宁村回到涌泉村还特意到荒芜的小学去缅怀自己的青春。马得宝这个人物身上有正有邪，但是他与白校长的女儿麦苗的爱情关系，使得他在为人处世上受到约束和匡正，始终保持着正气。

白校长这个“只想教好书”的教育“老黄牛”身上有着坚韧的优良品质，无论是在贫瘠的涌泉村小学，还是在后来的闽宁村小学，他对学生关爱有加，一心想教好他们。白校长为包括马得福等人在内的学生奠定的人生成长基石是牢靠的，他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他一心想着学生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走歪路。电视剧主要展示马得福、水花、得宝、麦苗等人的成长经历，时不时都会插入白校长的戏份，他尽管不是核心人物，却是众位核心人物串联的暗线，起到了结构剧情的重要作用。

在《山海情》剧中，学校这块圣地既是文明的启蒙，也时常是开会议事的场所，是青年迷茫时的港湾。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校长与校园是圣洁美好的象征符号。因此，在用光时，但凡拍摄到学校或白校长，大都通透敞亮，给人以舒适的视觉审美享受。

在整部电视剧中，关于教育部分的剧情集中在第17、18、19集。白校长为了阻止海春玲等不满16岁的学生外出务工，他骑自行车拦堵汽车，他不厌其烦去劝家长，不惜与他们吵架，同时他还到县教育局求助……教育局没拨款修整操场，他便拒绝参加合唱比赛;他对来支教的郭老师不待见，说要的是来了就不走的正规教师;他甚至卖掉企业的扶贫电脑来资助全体学生参加合唱，并把剩余的钱用来修操场……这些情节使白校长的形象显得不是那么光辉，但是他言行举止的本质是为了孩子们的成长。在第18集中，马得福陪白校长喝酒，白校长发出“我是不是做错了”的疑问，他一根筋地抱定“就想教好学生，不想留遗憾”，认为“没上学，命运掌握不在自己手上”，他批判“条件变好了就认为读书没用”的观点。白校长很清楚教育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精神富裕了就有能力寻找出路，就有办法解决物质贫乏问题。他从县教育局抱回来的教具“地球仪”很有象征意义，隐喻教育兴则能够行走天下，教育扶贫实际上在隐性地起作用。

白校长的学生马得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涌泉村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出路，在对口帮扶的政策下，他领着全村老少脱贫致富，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扶贫路上关于支教的感人故事千千万，教育扶贫值得宣传和颂扬，尽管电视剧《山海情》没有花费更多的篇幅叙述，没有刻意地将教育问题放大，但是在剧情首尾设置的两代人的“出逃”情节，以及群像中隐藏着白校长对马得福等核心人物成长故事的连缀，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部热播剧中提供给观众的审美反思是深刻的。

《山海情》的热播提振了影视创作者对于主旋律题材的信心，只要真诚地对待题材，摄制出精品，观众自会做出真诚的判断与评价。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