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太不一样了。”一进校，从北京转学过来的小佳就吃了一惊：班主任不再是班主任，成了“辅导员”;上课由“大老师”主持，每个同学都要发言……更让她惊异的是，“这里学生会的人还可以管老师、管领导”。

这所不一样的学校就是河南省禹州山林学校，从1994年建校伊始，这所山村学校就自我加压，把改革作为自己的使命，尤其是2001年新课程改革启动后，董事长王山林更是找到了目标，找到了依据。“关键就是‘自主’这两个字，启动了这个开关，学生才会在学校快乐地学，主动地学。”提起课改，76岁的王山林依然是一脸的兴奋。

学生自信是课改带来的最大收获

这是一节八年级英语作文课“我最好的朋友”，与众不同的是教师张晓洒“退居幕后”，“大老师”全程组织引导各个小组背诵单词、仿写句子、角色扮演。

尤其是在角色扮演环节，每个学生可以挑一个“对手”进行挑战，你来我往，妙语连珠，让记者惊讶的是这些学生在英语表达方面的流畅。

“传统课堂互动不够，这样的课让我们更自信，更能调动积极性。”山林学校夏都分校八(3)班学生吴城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他还承担着“生物大老师”和“学生会学习部部长”的重任。

“第一次上这样的课时很不习惯，觉得开口好难。”学生文海宇回忆起刚来学校的情景时说，而现在的他身兼多职，既是学生会活动部部长，又是播音站站长，用文海宇妈妈的话说，“没想到孩子这么有本事”。

这样的状态，恰恰印证了镌刻在学校门墙上的一句话“成长的路子自己走”，这也正是学校非常朴素的办学理念，从建校至今未曾变过。

在“成长的路子自己走”理念的引领下，早在2009年，学校就开始进行两项改革实验，一项为自主式教学，即“教师引导，自学自教”实验;一项为自主型德育，即“自主、活动、评价”实验。这两项实验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课堂交给学生，把班级交给学生。

“交给”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曲折。

“学生普遍学习基础差、自理能力差，怎么改”“我们又不是城市学校，干吗跟着人家凑热闹”……这中间，学校经历过教师的不理解、中考的挫折、改革的不适应，但王山林硬是一一坚持下来，还在不断完善改革，“改革的力度不仅不能减弱，还要加强，因为一停滞就会回流，就会倒退”。

2019年，在“教师引导，自学自教”实验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凝练形成六步教学法。以英语为例，把一节课分为温故、知新、编练、表演、检测、书写六个步骤，教师根据不同学段的内容及特点进行设计，由“大老师”具体操作，通过小组学习完成课堂六步骤，“小老师”负责带领各个小组的学生。

“各科有各科的六步法，在‘教师引导、自学自教’总框架下各科都找到了独具特点的六步法。”王山林说。

“六个步骤既可以在一堂课完成，也可以通过几节课完成，它不是冰冷的公示，而是柔软的框架，赋予知识以形，赋予学生激情，赋予教师格局，让课堂充满活力，让师生彼此成就。”教师王珍珍如此阐释道。

在九年级物理课“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上，记者就现场感受到了“大老师”闫浩天的激情。先是“创设情境，温故导入”，接着是直接提出问题，引发大家思考，然后出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最后是思考讨论分析，熟练使用PPT的闫浩天逻辑清晰、活力满满，颇有“老师范儿”。

课改好不好，唯一的评价指标是学生的表现。在总校长王占领看来，十几年的课改之路走下来，最让他感动和欣慰的就是学生不再是学习的游离者，而是高度参与者，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投入，“这是课改给学校带来的最大收获和财富”。

打造我们的“班级家”文化

“成长的路子自己走”，与新课改同频共振，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日常管理上。

学校的日常管理“还权”给学生，由学生会代表行使管理权，学生会由学生会主席总负责，下设学习部、活动部、卫生部、评价部、纪律部等，每一位部长都是通过竞选选上去的，掌握着管理的“生杀大权”，师生一视同仁，哪怕教师违反了规则也要扣分。

以此类推，班主任不再有了，此前的班主任退居幕后，成为“辅导员”，班长走上前台，成为“常务班主任”，同时设学习、活动、卫生、评价、纪律班委，班级事务由5个班委召集“大老师”开会讨论问题，拿出方案。

而这也促进了“教师引导、自学自教”实验。以前，德育主任董晓丽最发愁的是培训“大老师”“小老师”，现在学生走上前台当起了班主任，自信心增加了，嘴皮子能说了，她深感压力减轻不少。

“现在问谁，谁都愿意让学生做班主任。”董晓丽笑言。

让学生自由生长，为学生全面赋权，评价难题也迎刃而解。山林学校从1999年就开始进行了学生素质评价试验，20多年的实践证明，因为秉持“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完全依靠学生”的理念，评价不仅不会束缚学生，反而成为促进学生不断改善、提高的发动机。

2020年11月27日，山林学校重新出台了自己的第N份中小学生素质评价实施方案，这份方案明确提出，从日评价、周评价到月评价、期评价直至综合素质评定，每一条标准都是在辅导员的指导下，由常务班主任带领大家共同讨论制定。标准不宜过多，根据需要可随时修订，修订也要经学生讨论通过。

“评价各个环节成功与否，决定因素有两条，一是学生发动得是否充分，学生参与评价是否主动;二是辅导员的指导是否恰当到位。”山林学校夏都分校执行校长赵伟告诉记者，根据年级不同具体操作也有区别，低年级教师的参与和指导多一些、细一些;高年级教师只从宏观上指导，在创新细节和关键环节上指导，更多的方面是放开让学生操作。

学习权、管理权都让渡给学生了，并不意味着教师的缺位、缺席。

2017年，“班级家”的创意萌生了。

“考虑到学校学生多是留守儿童，我们想把班级教育赋予家庭教育的宗旨和任务。”王山林告诉记者，“班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以学生加辅导员为基础，同时包括科任教师、后勤职工、学校领导成员。

“所有成员都在一个生活、学习、成长共同体中，都是教育者，又都要接受教育，师生在家里共同成长。”教导主任王西杰说。

在“班级家”中，辅导员的职责是对学生的自治适时有效指导，同时协调各导师与学生共同营造家的氛围;导师主要包括进班的科任教师、后勤职工和学校领导成员，职责主要是成为学生榜样、给予精神关怀、参与班级工作。

山林学校鸠山校区处于禹州西部郊区，地处偏远，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不得不寄宿。在这里，“班级家”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辅导员吴玉华告诉记者，一个辅导员负责一个宿舍，每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她都会到宿舍与孩子深入交流。

“来这儿之前不知道小学还有辅导员、‘班级家’。”二年级辅导员岳燕坦言，当她看到没人照顾的学生小婷邋里邋遢，头上都长了虱子，发自内心的母性让她给小婷洗头发、扎辫子、带发卡，“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班级家’的意义”。

王晓丹是一(2)班辅导员，她和搭档楚自远一个负责教语文、一个负责教数学，同时分别教两个宿舍的孩子如何洗脸、洗脚、叠毛巾，可谓“苦口婆心”。但让她们惊奇的是，即便是一年级孩子，当告诉了他们如何进行课堂表达、展示的规则，他们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娃娃们真是了不起”。

“留守儿童大多是爷爷奶奶隔代教育，毕竟存在代沟，而‘班级家’的存在，发动了学校的全部力量，让后勤人员也加入到教育队伍中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爱。”辅导员赵秋芳感叹说。

成长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

课改推进难，难就难在教师。

对此，山林学校鸠山校区执行校长张海营最有感触：“实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教师的观念问题，改变观念很难，创新观念更难，我们体谅每位教师在新与旧之间徘徊的痛楚，唯有如此，才能让实验改革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胜利与成功。”

四(1)班辅导员刘红凯是王山林的学生，1996年就来到学校工作，中间离职去做生意，转了一大圈后还是选择回到山林学校，这时她忽然发现自己不会教书了，需要从零开始。

这种感受不独刘红凯一人有，许多从外校应聘过来的教师都发现山林学校的“不一样”：新名词太多，3年一变样，需要不断充电。

“充电”是许多教师在采访中提到的关键词，用辅导员葛雪梅的话说：“来到这里感觉自己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能停。”

但教师们显然爱上了这种“充电”的感觉。

“改变起来确实难，但改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不想用原来的方式教书了。”教师侯丽的话正是教师们的心声。

为了帮助教师成长，学校专门设置了初级、中级、高级教师进阶“内部粮票”，让新老教师结对成长，凡是新教师进阶成功，师傅和徒弟都会有绩效奖励。

谁也没有想到，经过专委会现场评课打分，老教师柴彩成为第一个高级教师，张志中不甘落后，成为第二名……还有更多的黑马紧随其后，青年教师楚慧珂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了高级教师的逆袭，而她的记录还在被后来人刷新着。

为什么这些教师如此努力向上，大家不约而同会提到一个人：王山林。“校长都70多岁的人了，还坚持听课，写笔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倔老汉”“执着得很”是外人给王山林的评语，而这位教育人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前几年他又专门跑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地，学习考察当地的教育实践。这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他想着把鸠山校区的80亩后山作为劳动课程的基地。

“总想把好的东西学过来为我们所用，就是想让孩子快乐地学、主动地学。”王山林期待着未来学校30年的图景。而在这所山村学校，课改将是永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