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太不一样了。”一进校,从北京转学过来的小佳就吃了一惊:班主任不再是班主任,成了“辅导员”;上课由“大老师”主持,每个同学都要发言……更让她惊异的是,“这里学生会的人还可以管老师、管领导”。

这所不一样的学校就是河南省禹州山林学校,从1994年建校伊始,这所山村学校就自我加压,把改革作为自己的使命,尤其是2001年新课程改革启动后,董事长王山林更是找到了目标,找到了依据。“关键就是‘自主’这两个字,启动了这个开关,学生才会在学校快乐地学,主动地学。”提起课改,76岁的王山林依然是一脸的兴奋。

学生自信是课改带来的最大收获

这是一节八年级英语作文课“我最好的朋友”,与众不同的是教师张晓洒“退居幕后”,“大老师”全程组织引导各个小组背诵单词、仿写句子、角色扮演。

尤其是在角色扮演环节,每个学生可以挑一个“对手”进行挑战,你来我往,妙语连珠,让记者惊讶的是这些学生在英语表达方面的流畅。

“传统课堂互动不够,这样的课让我们更自信,更能调动积极性。”山林学校夏都分校八(3)班学生吴城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他还承担着“生物大老师”和“学生会学习部部长”的重任。

“第一次上这样的课时很不习惯,觉得开口好难。”学生文海宇回忆起刚来学校的情景时说,而现在的他身兼多职,既是学生会活动部部长,又是播音站站长,用文海宇妈妈的话说,“没想到孩子这么有本事”。

这样的状态,恰恰印证了镌刻在学校门墙上的一句话“成长的路子自己走”,这也正是学校非常朴素的办学理念,从建校至今未曾变过。

在“成长的路子自己走”理念的引领下,早在2009年,学校就开始进行两项改革实验,一项为自主式教学,即“教师引导,自学自教”实验;一项为自主型德育,即“自主、活动、评价”实验。这两项实验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课堂交给学生,把班级交给学生。

“交给”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曲折。

“学生普遍学习基础差、自理能力差,怎么改”“我们又不是城市学校,干吗跟着人家凑热闹”……这中间,学校经历过教师的不理解、中考的挫折、改革的不适应,但王山林硬是一一坚持下来,还在不断完善改革,“改革的力度不仅不能减弱,还要加强,因为一停滞就会回流,就会倒退”。

2019年,在“教师引导,自学自教”实验的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凝练形成六步教学法。以英语为例,把一节课分为温故、知新、编练、表演、检测、书写六个步骤,教师根据不同学段的内容及特点进行设计,由“大老师”具体操作,通过小组学习完成课堂六步骤,“小老师”负责带领各个小组的学生。

“各科有各科的六步法,在‘教师引导、自学自教’总框架下各科都找到了独具特点的六步法。”王山林说。

“六个步骤既可以在一堂课完成,也可以通过几节课完成,它不是冰冷的公示,而是柔软的框架,赋予知识以形,赋予学生激情,赋予教师格局,让课堂充满活力,让师生彼此成就。”教师王珍珍如此阐释道。

在九年级物理课“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上,记者就现场感受到了“大老师”闫浩天的激情。先是“创设情境,温故导入”,接着是直接提出问题,引发大家思考,然后出示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最后是思考讨论分析,熟练使用PPT的闫浩天逻辑清晰、活力满满,颇有“老师范儿”。

课改好不好,唯一的评价指标是学生的表现。在总校长王占领看来,十几年的课改之路走下来,最让他感动和欣慰的就是学生不再是学习的游离者,而是高度参与者,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投入,“这是课改给学校带来的最大收获和财富”。

打造我们的“班级家”文化

“成长的路子自己走”,与新课改同频共振,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日常管理上。

学校的日常管理“还权”给学生,由学生会代表行使管理权,学生会由学生会主席总负责,下设学习部、活动部、卫生部、评价部、纪律部等,每一位部长都是通过竞选选上去的,掌握着管理的“生杀大权”,师生一视同仁,哪怕教师违反了规则也要扣分。

以此类推,班主任不再有了,此前的班主任退居幕后,成为“辅导员”,班长走上前台,成为“常务班主任”,同时设学习、活动、卫生、评价、纪律班委,班级事务由5个班委召集“大老师”开会讨论问题,拿出方案。

而这也促进了“教师引导、自学自教”实验。以前,德育主任董晓丽最发愁的是培训“大老师”“小老师”,现在学生走上前台当起了班主任,自信心增加了,嘴皮子能说了,她深感压力减轻不少。

“现在问谁,谁都愿意让学生做班主任。”董晓丽笑言。

让学生自由生长,为学生全面赋权,评价难题也迎刃而解。山林学校从1999年就开始进行了学生素质评价试验,20多年的实践证明,因为秉持“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完全依靠学生”的理念,评价不仅不会束缚学生,反而成为促进学生不断改善、提高的发动机。

2020年11月27日,山林学校重新出台了自己的第N份中小学生素质评价实施方案,这份方案明确提出,从日评价、周评价到月评价、期评价直至综合素质评定,每一条标准都是在辅导员的指导下,由常务班主任带领大家共同讨论制定。标准不宜过多,根据需要可随时修订,修订也要经学生讨论通过。

“评价各个环节成功与否,决定因素有两条,一是学生发动得是否充分,学生参与评价是否主动;二是辅导员的指导是否恰当到位。”山林学校夏都分校执行校长赵伟告诉记者,根据年级不同具体操作也有区别,低年级教师的参与和指导多一些、细一些;高年级教师只从宏观上指导,在创新细节和关键环节上指导,更多的方面是放开让学生操作。

学习权、管理权都让渡给学生了,并不意味着教师的缺位、缺席。

2017年,“班级家”的创意萌生了。

“考虑到学校学生多是留守儿童,我们想把班级教育赋予家庭教育的宗旨和任务。”王山林告诉记者,“班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以学生加辅导员为基础,同时包括科任教师、后勤职工、学校领导成员。

“所有成员都在一个生活、学习、成长共同体中,都是教育者,又都要接受教育,师生在家里共同成长。”教导主任王西杰说。

在“班级家”中,辅导员的职责是对学生的自治适时有效指导,同时协调各导师与学生共同营造家的氛围;导师主要包括进班的科任教师、后勤职工和学校领导成员,职责主要是成为学生榜样、给予精神关怀、参与班级工作。

山林学校鸠山校区处于禹州西部郊区,地处偏远,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不得不寄宿。在这里,“班级家”的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辅导员吴玉华告诉记者,一个辅导员负责一个宿舍,每天晚上7点半到8点半,她都会到宿舍与孩子深入交流。

“来这儿之前不知道小学还有辅导员、‘班级家’。”二年级辅导员岳燕坦言,当她看到没人照顾的学生小婷邋里邋遢,头上都长了虱子,发自内心的母性让她给小婷洗头发、扎辫子、带发卡,“那一刻,真的感受到了‘班级家’的意义”。

王晓丹是一(2)班辅导员,她和搭档楚自远一个负责教语文、一个负责教数学,同时分别教两个宿舍的孩子如何洗脸、洗脚、叠毛巾,可谓“苦口婆心”。但让她们惊奇的是,即便是一年级孩子,当告诉了他们如何进行课堂表达、展示的规则,他们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娃娃们真是了不起”。

“留守儿童大多是爷爷奶奶隔代教育,毕竟存在代沟,而‘班级家’的存在,发动了学校的全部力量,让后勤人员也加入到教育队伍中来,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爱。”辅导员赵秋芳感叹说。

成长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

课改推进难,难就难在教师。

对此,山林学校鸠山校区执行校长张海营最有感触:“实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教师的观念问题,改变观念很难,创新观念更难,我们体谅每位教师在新与旧之间徘徊的痛楚,唯有如此,才能让实验改革以最小的代价、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胜利与成功。”

四(1)班辅导员刘红凯是王山林的学生,1996年就来到学校工作,中间离职去做生意,转了一大圈后还是选择回到山林学校,这时她忽然发现自己不会教书了,需要从零开始。

这种感受不独刘红凯一人有,许多从外校应聘过来的教师都发现山林学校的“不一样”:新名词太多,3年一变样,需要不断充电。

“充电”是许多教师在采访中提到的关键词,用辅导员葛雪梅的话说:“来到这里感觉自己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不能停。”

但教师们显然爱上了这种“充电”的感觉。

“改变起来确实难,但改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不想用原来的方式教书了。”教师侯丽的话正是教师们的心声。

为了帮助教师成长,学校专门设置了初级、中级、高级教师进阶“内部粮票”,让新老教师结对成长,凡是新教师进阶成功,师傅和徒弟都会有绩效奖励。

谁也没有想到,经过专委会现场评课打分,老教师柴彩成为第一个高级教师,张志中不甘落后,成为第二名……还有更多的黑马紧随其后,青年教师楚慧珂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实现了高级教师的逆袭,而她的记录还在被后来人刷新着。

为什么这些教师如此努力向上,大家不约而同会提到一个人:王山林。“校长都70多岁的人了,还坚持听课,写笔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倔老汉”“执着得很”是外人给王山林的评语,而这位教育人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前几年他又专门跑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地,学习考察当地的教育实践。这几年,国家高度重视劳动教育,他想着把鸠山校区的80亩后山作为劳动课程的基地。

“总想把好的东西学过来为我们所用,就是想让孩子快乐地学、主动地学。”王山林期待着未来学校30年的图景。而在这所山村学校,课改将是永远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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