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镇乡村医生刘贵芳来北京参加两会后，村里就剩一位68岁的村医“留守”了。但是老村医不会用电脑，需要使用电脑建立档案、管理慢病病人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得等到刘贵芳回去后才能做。

刘贵芳在她的建议中指出：“村医收入和生活不稳定，收入水平较低，因此乡村医生出现新老交替断层现象，后继乏人，大学生很少有人愿意从事乡村医生工作，人员总体数量减少，技术能力下降。”

不光是村卫生室，大城市的社区卫生机构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石景山区八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诺敏也表示人手不足。她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17名全科医生，服务辖区内10万名居民，平均每万名居民1.7名全科医生。这与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中所规定的“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有一定差距。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除了本就繁杂的工作外，包括乡村医生、社区全科医生在内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还承担了社区防控的艰巨任务。社区防控工作的扎实推进，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保障，也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不能放松的一根弦。

“现在的医院里，感染科和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公共卫生知识比较齐全一些，其他科室都不是很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系主任章晓联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医院和疾控部门处于分割的状态，这也是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章晓联呼吁打破医防壁垒，推动二者融合。

高级别医疗机构中存在的医防分割问题在基层却不太明显。诺敏告诉记者，她平时除了给辖区老百姓看病外，还有众多公共卫生工作需要处理，而后者基本上占据了她三分之二的工作时间。而且公共卫生的项目在逐年增加，从最初的9项增加到了现在的19项(其中14项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这些公共卫生工作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患者的管理，儿童、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甚至包括辖区内美容美发、商场超市、公共饮水设备的卫生监督协管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诺敏和刘贵芳都会在他们和当地居民的微信群里面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此外，诺敏还会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健康监测、上门进行核酸采样;刘贵芳还会用村委会的大喇叭反复宣讲疫情防控知识。

基层医务工作者们做的事情琐碎而繁杂，但是这些小事像细密的针脚一样织牢了疫情防控网。

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乡村医生队伍中?

刘贵芳建议，完善人才引进机制，有效落实大学生村医制度。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大学生村官有编制，在报考公务员时还有一定优势，如果大学生村医也可以这样的话，或许可以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村医队伍。

随着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对村医的信息化水平要求不断提高。正如章晓联所说，在防控传染病方面，基层医疗机构是哨所，他们能第一时间接触到感染者，所以要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的诊断能力，同时还要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可以让基层医疗机构第一时间反映上去。

老村医在电脑使用技能方面的落后会制约基层信息网络建设，而这个问题会随着大学生村医的加入迎刃而解。

其实，多年前我国就开始通过政策鼓励大学生投身基层医疗体系。早在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原卫生部等发布了《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10-201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中西部省份累计培养了5.68万名本科临床(含中医)医学生，平均为中西部每个乡镇卫生院培养了1.9名本科定向医学生。2018年起，每年有4000名以上经规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定向医学生持续不断地补充到农村基层并逐年递增。

截至2019年，全国已有23个省份开展农村高职(专科)定向医学生培养工作，重点是为村卫生室和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雷冬竹也常年关注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问题。她表示：“基层不牢，关键是人才稳不住，这个其实提了很多年了，现在有一些改善，但是还有提升空间。”

雷冬竹说：“现在在基层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少，医生接收不了病人，就没办法积累经验，随之而来的待遇也高不了。”

对此，雷冬竹认为，可以先通过医联体的方法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让辖区内的老百姓愿意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提高基层医生们的看病能力，通过提升基层造血能力来吸引和留住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