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成为在编人员，正成为不少年轻人的就业选择。在“考编”圈内，还画出了一条鄙视链：“公务员是金饭碗，事业编是银饭碗，大型国企是铜饭碗”，不过只要考上都是铁饭碗。只要抱上“铁饭碗”，在与其他职业的鄙视链中，就又成功占据了上游。

选择成为“考碗族”是个人自由，不过略令人震惊的是，为端铁饭碗，不少人大手笔一掷千金。有媒体报道说，考编相关辅导班价格已涨至5万，这还只是笔试班，面试班又是几千到几万元不等。除了金钱外，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上，不少人更是不计成本，逢考必报，一年不行就再来一年，直至考上为止。

就业人数的随年增多以及就业压力的水涨船高，必然会反应在多个就业竞争场景中，当然也包括“考编”，直观表现之一就是报录比的逐年攀升。而且从出生世代的对比来看，由于教育程度随出生世代呈整体上升趋势，对于“95后”乃至“00后”来说，同一学历的价值相比“90后”要小，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个体面临的竞争压力增大。当有限的岗位遭遇升级的竞争，结果自然就是备战“内卷”，通过参加各种辅导等外援来助自己一臂之力。

不过，“年轻人苦就业难已久矣”，还不是人们关注“考碗族”的全部原因。在过去，去外企、去大厂曾是年轻人就业的潮流选择，“体制内”被贴上过于安稳保守的标签，借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风评”不够稳定。而今，“一眼看得到头”的安稳职业，却“风评”翻身广受年轻人追捧，这股“求稳热”的出现及持续升温，很难不引人关注。

“求稳热”也得到了一些研究数据的支撑。有调查结果显示，过去5年中，将“舒适”和“稳定”作为评价工作好坏首要标准的大学生比例有不小幅度的提高。

成长在“富起来”的中国的年轻人，家庭财富普遍得到了一定的积累，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红利，现实的物质基础让人们似乎少了一些奋斗的渴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贫富差距有所拉大，社会流动性有所减缓，社会竞争加剧，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此外，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整体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都在发生变化，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风险，疫情的到来让这些风险得以集中急剧暴露。这些或缓或快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决策。

对于个体来说，不论是“考编”“考研”或是其他，都不过是在对风险与收益进行权衡后的选择结果，都是对小趋势与大环境进行分析和预判后给出的一种反馈。对于个体来说，也许会有挣扎和纠结，但通过“考编”大战获得一份旱涝保收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工作，或许是现有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选择。这是他们的选择自由，似也无可指摘。

不过，当更多人持有同一种就业偏好，每个人都作出同样的“理性选择”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或有必要就此深究，取舍背后潜藏着哪些成长压力与焦虑，人们的选择是否与更为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或社会评价标准体系等有关。换句话说，无形中引导人力资本流动的“信号灯”发生了什么变化。跨过这一步，任何关于“考编热”“考碗族”的评价都是悬浮和轻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