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副秘书长贺德方曾参与起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部门文件，但由党中央国务院研究部署，以中办国办名义印发的科技领域评价改革文件，他还是头一次见。

这份文件就是2018年7月3日对外公布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文件长达14页，但每一页都关乎8100万科技工作者的切身利益。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技界人才“帽子”满天飞、繁文缛节把手脚捆住、科技评价“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过多的报表和审批耽误精力等现象备受诟病。这份高规格的文件，矛头直指这些问题，从政策制度上让科研人员不为“帽子”“牌子”“检查”所困扰。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领域大刀阔斧的一个缩影。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院士制度改革、科研仪器设施向社会开放……贺德方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政策。改革政策密度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科技部一个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重点任务施工图。从2015年开始，每完成一项任务，上面便插上一面红旗，有待实施和正在研究制定改革措施的项目则插着绿旗。如今，施工图已遍插红旗。

给人“松绑”

相比于科技创新领域的嫦娥探月、天问探火、高性能计算机、超级水稻，科技体制改革对公众来说略显陌生。

关于两者的关系，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的理解是，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活动，而科技体制改革，就是围绕人来开展的，“我们围绕人来展开改革，让这批人能够潜心从事科技和创新活动”。

他打过一个有意思的比方：用一个炉子烧一壶水，上来就讲这壶水里哪个水分子先到100摄氏度，这不太可能，毕竟，每个水分子的运动是随机的;但是，只要炉子的火不断地烧，总会都到100摄氏度的。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把环境营造好。”王志刚说。

2016年7月，《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发布，为科研人员松绑解套，下放预算调剂权限，从此，“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2018年2月，《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该文件实行分类评价，从此，基础研究人才、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评价告别“一刀切”……

2015年3月，在一次主题为“加强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于渌发言时，提及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人才评价机制”。

“年轻人来了以后，如果3年内不能有高影响因子的文章，就要走人。这非常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让年轻人对待科研急功近利，很难产出重大成果。”于渌说。

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就发言回应，从事基础研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走得越远不确定性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同时又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他以爱迪生的经典发明故事为例：爱迪生发明灯泡做了1000多次试验，但如果他在第999次停下来，那人类可能要晚几十年才能得到灯泡。所以，我国科技进步法明确：国家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

“搞基础研究，坐冷板凳10年是短的，大家不要以为坐10年冷板凳一定能出点儿东西，有些人可能探索一辈子也没做成功，但是这些人的探索，也在为下一代人的继续探索提供基础。”万钢说。

科技计划大合并

2014年是科技体制改革“大年”，这一年科技体制改革重拳频出，特别是《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的出台，被称为近年来科技改革的最大动作。

这次改革将近百个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整合成五大类，此前备受瞩目的“863”和“973”等重大科技计划退出历史舞台。

科技部科研条件和财务司负责人说，这些计划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些年，科技计划的产出与国家发展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很多重要领域须真正具有标志性、带动性，能够解决制约发展“卡脖子”问题的重大科学技术突破。

当时，国内科技界所面临的的现状是：我国有上百个科技计划项目，而直接管理这些项目的国家机关有40多个，庞大的体系造成科技计划管理条块分割、科研项目重复申报、资源配置碎片化等种种弊端。

这种科技体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研项目多头申报、科研人员“跑部钱进”、项目经费缺乏监督等已备受诟病。一位科研院所负责人曾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透露，该所2012年各研究所申报科研项目渠道平均多达21个，其中来源渠道最广的3个研究所分别为43个、34个和25个。

相应地，科研人员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平均比例为51%，其余时间主要用来争取项目资金，参加各类会议、项目中期检查、项目总结验收等事宜。

这次改革之后，我国全面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运行，现有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经费渠道不再保留。

科技部副部长黄卫说，当前，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进展。仅2016年立项实施的1300个科研项目，与改革前相比，项目数量就减少了约50%，平均资助强度增加约54%。

也正是这一次改革，首次提出“政府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项目”：对于具体的科技项目管理，交给具备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等改造成的规范化项目管理专业机构。

随着专业机构的介入，科研经费的动态调整机制也将更加明晰，科技计划专项基金从立项到结项，不再是一成不变，甚至有可能被提前终止。对此，万钢曾明确提出，动态调整不意味着不允许失败，相反科研领域始终应该宽容失败。

改革施工落地

时间来到2015年，对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界已经耳熟能详。

这一年，中办国办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这份纲领性文件的公布，意味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再停留在“设计”阶段，而是迈向了可落地、可检验、可督查的“施工”阶段。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政策最为全面、涵盖面最为广泛的科技体制改革文件。根据时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包献华的说法，此前出台的这些文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整体安排，但是尚未完全落地生根、产生改革效果，换言之，还未真正让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人民群众有明显的“获得感”。

包献华全程参与了《实施方案》的制定，他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举了个例子：在当前有关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的文件中，其内容是明确鼓励科研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的，但对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来说，他们兼职从事科技创业，就与现行领导干部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定存在矛盾，这就说明在改革过程中部门协调、政策配套的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文件体现了改革执行的刚性。《实施方案》以台账形式，明确提出了32项改革举措、143项政策措施，以及每一项改革任务的具体成果、牵头部门和完成时限。

如今5年过去，科技体制改革到了交卷时间。

2021年3月8日，王志刚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143项任务已经全面完成。

改革带给科技创新的变化也已经显现：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015年的376万人年增长到2019年的480万人年，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快涌现，青年科技人才逐步成为科研主力军。

“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制度障碍还没有得到根本破除，需要进一步攻坚克难。”王志刚说，改革永远在路上，要把改革向纵深推进，进一步抓落实、补短板，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据他透露，面向“十四五”，我国将启动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目的还是“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