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视野与现代化多重道路”。这里的“多重道路”是一个“批判的武器”，是针对“单一道路”而言的，所以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单一道路”的起源。
现代化，顾名思义，是一个历时性过程，本身具有历史学属性，但现代化研究并非源于史学，甚至可以说不源于任何学科，它是一种国际政策的产物。
二战以后，随着冷战拉开帷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新生的40多个前殖民地国家，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头等大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指出：“在目前权力两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是全局的失败。”肯尼迪政府更认为，饱受殖民主义之害、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并陷于深度贫困的新生国家，是最有可能接受共产主义的土壤，为此，美国必须展开一场战斗，而且这场战斗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岗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控当地官员的精神和政策来打”，因此需要构建一套对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人民都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理论来替代共产主义学说。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斯托曾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他的这一身份就是该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而非学术的标志之一。在联邦资助、企业基金和学术声誉的交互刺激下，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科学学者投入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当中。为了实现“拉拢”与“诱惑”的目的，该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范式，为非西方国家描绘了一条标准的现代化之路。该路线以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多党竞争代议政治、新教伦理式的世俗文化和契约型市民社会为核心，在力促各国放弃本国传统、改弦更张的同时，把当代美国目为现代化终点，将苏联的现代化丑化为“异端”和“病症”。日本学者清水之久把这套假学术之名的现代化理论称为“肯尼迪—罗斯托路线”，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理论先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紧随其后。他们秉持自19世纪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一贯奉行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考察方式，拿各国历史逐一与西方国家对照，专门在“西方有什么，非西方没什么”上做文章，把西方所有而非西方所无的东西一概视为非西方国家的内在缺陷。有人把西方史学家的这种做法喻为一个在路灯下的地面上寻找车钥匙的醉鬼，当警察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找钥匙时，醉鬼回答：“因为只有这里有光亮。”就是在这种“西方路灯”指引下，现代化史学被引入歧途。
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并非以普遍经验为据，既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科学的，所以在实践中不断被证伪。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现代化史观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而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是全球史观。
所谓全球史观，简而言之，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从宏观角度把全球、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的史学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16世纪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三位一体”的人类历史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资本连缀起一个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其他国家的命运相关联。(恩格斯语)这无非意味着，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现代化航程的，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系统，各国乃是子系统，子系统的运转不可能脱离大系统，同时还彼此之间产生互动。既如此，把单一国家从世界体系中抽离出来谈现代化，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在“三位一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动力，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因而在资本链条中的不同位置就成为决定各国命运的关键因素。位置不同会造成现代化的禀赋不同、起点不同、速率不同，甚至在一定阶段的目标也不同，那么他们怎么会遵循同一条道路呢?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史观彻底否定了各国道路同一的可能性，在方法论上动摇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为现代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全球史学家在研究各国现代化历史时，很重视运用比较方法。他们的比较法与传统比较不同，他们不是对照西方寻找其他国家的“不足之处”，而是指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特点，揭示西方模式的非普世性。他们发现，新兴国家独立后，作为接受殖民遗产的一部分，最初确有全盘西化的倾向。19世纪初的拉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东欧，二战后部分伊斯兰、非洲和南亚国家都是如此，但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建”的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普遍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结果迅速成为向西方工业国提供农产品、矿产品的初级产品出口国，经济上对工业国的依赖远远大于后者对他们的依赖。结果，大萧条时代到来以后，这些国家因为回旋余地不足，承受的损失远甚于工业国，为失去国家主权埋下伏笔;无论是一战后的波兰或捷克，还是二战后的刚果和扎伊尔等非洲国家，都曾照抄西式代议制，一下子冒出数十乃至数百个政党，却没有一个能在议会中占有哪怕超过四分之一的多数，有的连议会都无法召开，导致国家长期陷于冲突与内斗之中，政府无法正常运转。事实上，后发国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拷贝西方的成功先例。
通过比较研究，全球史学者发现了许多基于各自国情的发展特点。
在政治方面，由于最初的世界体系是与殖民体系叠加的，所以处于被剥夺地位的国家意识到，要在资本主义宗主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得到发展，必须争取民族独立。这些国家以革命形式夺取政权的背景和过程与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大为不同，其国体政体自然不会是西方模式。社会主义国家走的是反帝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统一的道路，建立的是苏维埃或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拉美殖民地采用的是民族解放斗争方式，军队在新政权中占有重要位置。与拉美相似的情况也曾在其他地区出现，在日本和非洲历史上，军人干政屡见不鲜。
在经济方面，首先，新兴国家的现代化新历程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这有别于西方自下而上的现代化发动方式，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其次，新兴国家经济大多走了一条从附属经济(即从属于原宗主国需要的经济)，到替代进口经济，再到出口导向经济的过程，过渡的成败与外部环境、转型时机密切相关，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产油国和东亚的韩国和新加坡取得成功，而阿根廷、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却在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之间反复徘徊，经济一度止步不前。这说明转型成败具有很大偶然性。最后，苏联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曾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走自力更生之路，也曾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随后，中国改革开放，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凡此种种都说明，时代不一样，世界市场地位不同，各国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文化领域，伊斯兰教、佛教两大世界宗教还存在，印度教、天主教也有大量信徒，这些信仰都与基督新教有很大区别，甚至严重对立，但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与现代化相衔接。各国的传统文化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的促进因素，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遗存、印度文化坚持的非物质倾向、拉美实现的多元文化融合，都证明西方所构建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说是不能成立的。
在社会方面，阿拉伯世界的部落制，拉美的多民族整合都是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艰巨任务，西方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也不可能提供有用的药方。从在日本和东亚经济成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亲族式企业和合作式株式会社来看，在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情纽带并没有完全被契约关系取代。
现代化史学中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所谓“欧洲起飞”。按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说法，世界现代化是欧洲经济起飞带来的，欧洲起飞始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源于英国，所以探寻现代化成功之路，就要从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英国或欧洲说起。为此，众多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前工业社会、从中世纪、直至古希腊时代去寻找原因，最后得出西方文化具有独特优势的结论，以此作为其现代化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全球史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严肃质疑。他们从全球视野出发，通过研究发现，迟至1750年，甚至直到19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还在亚洲，还在中国，这足以说明欧洲并非始终处在世界经济发展前列，其文明并无天然优势可言。至于欧洲在19世纪的兴起，那完全是一系列偶然凑合而成。其中包括，中国实行银本位制，而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利用非洲奴隶廉价获取大量白银，通过交换东方商品，靠贸易积累了财富;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农耕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增长导致耕地不足、被迫大面积砍伐森林、严重影响居民取暖和工业燃料供给、致使经济受到旧生物体制即生物能源体制约束、经济发生内卷的形势下，英国碰巧在农业经济最成熟的地区发现了易于开采的煤矿，开发了新能源，并以发明矿井蒸汽抽水机为起点，走上机械化之路，开始工业革命，把工业成就率先用于军事和贸易，从而导致所谓“起飞”。全球史学家说，即使承认工业革命一说，也不能说是“英国的”革命，因为在亚洲、美洲和非洲都存在这一革命的推动力。
最后还要指出，在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角度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历史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便凸显出来，这有利于人们反思现代化过程。迄今为止，现代化观念的核心仍是发展，即无限的经济增长。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发展仍然只意味着利润和财富，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节制增加能耗量，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巨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可喜的是，这种发展观正在受到怀疑。中国“五位一体”的发展观，把生态文明纳入了发展范畴，玻利维亚近来提出了“幸福生活”的发展路径，这些都是对现代化道路的新的探索。
总之，我们仍生活在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每个国家都要在这个体系中寻找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路径，并且以不损害他国和世界整体的利益为前提。现代化道路是多元的，探索是无止境的，美国不是现代化的终点，西式道路也不是唯一的正途。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国应彼此尊重选择，至少不应以冷战思维或对立思维，出于一己之利强迫他国走某条道路，并为这种道路披上社会科学的理论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