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加拿大作协的会刊《写作》杂志甫一露头，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捎带着也给我的工作添了些麻烦。
从年初开始，我便和同事们着手筹备“文化间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从海内外邀请了著名作家和学者参会。我也邀请了加拿大作协的时任会长乔治·费瑟林先生。他的回信洋溢着对中华文化雾里看花式的憧憬，欣然允诺将亲自组织一支加拿大作家代表队，盛夏时赴滑铁卢，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率领的作家代表团畅谈。
岂料开春后风云骤变。5月初，我突然收到费瑟林的一封邮件。他显然处于紧张慌乱的状态，匆匆请求我的原谅，表示作协会刊的一篇文章引发的剧烈争执，搞得几位负责人焦头烂额。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处理这些麻烦，只能忍痛割爱，放弃前来参会的美好愿望，也无暇顾及组织代表团了。
惊愕之余，我惟有自力更生。不久，就看到了费瑟林写给全体会员的公开信。由其内容获知，肇事缘由是《写作》春季版中主编的 “刊头语”。费瑟林代表加拿大作协向社会诚恳道歉，并宣布：会刊主编聂兹维奇已辞职离任 。
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刊头语”呢?我找出会刊匆匆翻开，看到了聂兹维奇写的“争赢文化盗用(Culture Appropriation)奖”一文。文章不长，仅四五百字。文中，聂兹维奇不同意“文化盗用”之说，并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所不了解的东西。
我从来不相信文化盗用之说。我认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受到鼓励，去想象其他人、其他文化及其特性。我不惜斗胆建议：甚至应当设立一个盗用奖，专门奖励那样一部杰作，即该作者所书写的人群与自己丝毫都不沾边。
文化盗用的想法限制了作家们对自身的挑战。加拿大文坛的主力军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白种人。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被指责为了丰富自己的创作而从其他文化中借鉴过度。因此，他们多数都只能遵循文学领域的首要戒律：写自己熟悉的东西。
我对写作的建议则是反对这条传统公理的。我要说：去写你所不了解的东西吧!跳出你自己的脑袋瓜，毫不留情地挖掘那些与你不同的人们的生活，并给自己设立一个伟大的目标：赢得盗用奖!
如何赢得这个盗用奖呢?整个过程仅需一个评委：读者。读者能被你的作品所吸引吗?没什么可以阻拦我们把某种文化的神秘传说、口述历史、拜神仪式等等吸收纳入到我们自己的作品中。我们只须对读者负责便可。假如我们偷窃了他人的故事、或者讲述了一堆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读者自会发现。
没有什么现成的合理盗用模式可供参考。一切都只能依赖我们自己去发掘，找到如何尊重、学习、真诚讲故事的正确方式。
原住民写作是加拿大文学出版界最具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一支队伍。其主要原因是，原住民作家们在与历史和环境的博斗中，往往只能书写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些乍看之下似乎不利的因素却把不少原住民作家推到了聚光灯下。他们是先锋队，勇敢地冒险前行，进入未知地带，寻找最适用的模式，把别人的东西回收再造，据为己有。
在某些情形下，例如本期中几位原住民投稿者所大力彰显的那样，他们决意闯荡，在西方文学传统框架之内发展出一种原住民文学文化来，因而导致了他们与各方的疏离，包括与其家庭以及所承继的传统背景。在另外一些情形下，他们这种努力也导致了与那些不计成本嗜求血腥残杀及耸人听闻细节的主流出版业界拉远了距离。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仍需奋力前行，去搭建个人与社会分水岭的桥梁，去寻找构筑了所有意味深远的文学的真理言说。原住民作家们以其勇气、外加时而令人瞠目之鲁莽，正在身体力行。
读后感觉，如果前面几段有故意采用逆袭手法博人眼球之嫌的话，最后两段论及原住民作家的文字，却给人曲里拐弯、晦涩暧昧的印象。我把文章给滑铁卢大学英文教研室主任读，她的反馈进一步证实了我心中的疑问。的确，该文鼓励表彰原住民作家的文学努力，但同时也点明：原住民作家也在盗用白种人长期建立的文学模式。
此文一出，加拿大媒体便陷入了白热化的争吵，涉及到文化盗用、言论自由、以及文学灵感的限制范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在采访聂兹维奇时问他：“你为何要提议让大家争赢文化盗用奖呢?”聂兹维奇辩解说：“我所提及的文化盗用，是仅限于文学写作范畴的。我很清楚关于文化盗用的那些辩论，即我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援引其他文化和观念时应格外小心谨慎，三思而行。对于这种说法，我只不过是想稍稍拉回来一点而已。”
记者也采访了原住民喜剧演员兼作家瑞安·麦克马洪，问他如何界定文化盗用。
麦克马洪说：“我认为，最好的界定就是一种文化的要素被另一种文化所采用或者占用。聂兹维奇当然清楚，如今在我们原住民社群内，至关重要的讨论，就是加拿大建国150周年时该如何努力调解历史上的不公正，以及原住民发声的重要性。我们却在此时挨了一枪。目前，原住民作家们开始有作品出版面世了，这对我们来说是长久期盼的伟大时刻。然而，这些伟大的时刻却要被掠走，或者被以如此负面的方式歪曲，这岂非继续在剥夺我们获得观众的机会吗?我很失望。大家觉得，当挨了这么一枪时，你会感到自己是来自一个无人替你说话的不同社群，处境艰难。”
聂兹维奇表示：“我邀请了原住民作家来我家做客。我侮辱了他们，当然要为此道歉。但我不是故意侮辱他们的。那绝非我的本意。我伤害了他们，因此必须好好思索。在我看来，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可称之为文化误解。有些人会说，这是种族主义和白人特权故意为之。反正我是无法控制人们对已发生之事作何反应的。”
对此，麦克马洪回应道：“我们都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辞。我不会因为有人犯了错误，就滥用种族主义这种字眼儿。我们只不过是站起来说，嘿，我们实际上也有自己的声音!我想问，你已经找作家向他们道歉了吗?在加拿大要与大家和谐相处，最基本的就是要建立起互相之间的联系，而非一切都在暗箱操作。”
聂兹维奇回答：“这星期对我来说极不容易，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回应。目前还没联络作家们呢，但我的确计划好了，要向每位作家一一道歉。”
继这位主编辞职之后，5月底的加拿大作协年会上，也按照惯例选出了新任作协主席。表面看来，风波算是平息了。但由此引发的争端，再次提醒加拿大社会各界，绝不可轻视原住民群体的文化觉醒与抗争。
其实，从2016年底开始，有关原住民文化被盗用的争端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了。圣诞节和元旦期间，加拿大好几家权威媒体争先恐后地报道，小说家约瑟夫·波登极力为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辩护，因为一家原住民机构对他的身份背景提出了质疑，有人还在推特上给他贴标签：“冒牌货”。
波登50岁了，外貌是地道的白种人。他那些描写原住民生活的小说，例如《透过黑杉树》等，多次获得加拿大文学奖项。去年他还荣膺总督颁发的加拿大勋章，表彰他对原住民社区的支持和关怀。
然而，一家原住民视频网站刊文指出，波登多年来对自己的原住民身份说辞前后矛盾，变化多端。他曾把自己家族背景说成是好几个不同的部族，但至今却难以确定其原住民血统究竟从何而来。为此，波登发表声明辩解说，自己的身份在官方文件中虽无清晰记录，但他自幼就从家人口中听说过许多家族故事，并把自己形容为“带有原住民根系的白肤色孩子”。
关于如何确认原住民的辩论已经有段时间了。有些加拿大白人，祖上二三百年前混有原住民血统，但如今还声称自己是原住民。这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去年秋天，我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们访问过附近的原住民保留区“六族镇”。那时得知，只有能证明自己是原住民身份的人，才有权在镇上居住，享受政府对原住民的各项优惠待遇，譬如全面免除税负等。
由波登身份引发的导火索，从侧面反映出原住民集体打破沉默的维权意识。他们似乎对这位无法证实的“冒牌货”作家不依不饶，大有剥掉其画皮、痛打落水狗之势。接下来的调查结果透露，波登的家人说，他们竟然是从波登口中听说到那些原住民传说的!
这下更热闹了。波登疲于应对，度日如年。他大概不想再纠缠下去了，打算偃旗息鼓。于是，他为自己曾以原住民代言人身份在媒体亮相而致歉。
媒体却似乎不舍得放弃这一天赐的炒作良机，不惜把问题端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面前：“您认为波登是否应当对自己的身份背景更透明些?”可想而知，总理的回答只能是外交辞令：对此争议事件，我不想做任何置评。
事情不会到此结束。今年2月，媒体刊登了更令人震惊的新闻，揭露波登在199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熊行者》涉嫌抄袭。故事描述了一位具有神奇医病能力的原住民，其中部分段落的语言文字、结构、叙事亮点、开头和结尾等均与原住民作家杰石克198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内心世界》相同。一位专门研究原住民文学的教授承认，自己虽非鉴别抄袭的专家，但读了两篇小说中那些雷同之处，的确令人堪忧。
杰石克于1996年离世。他活着时，曾为原住民社区的医者和说书艺人。多伦多一位女制片人曾帮助把他的短篇故事编辑成一本书出版。对于波登的小说与杰石克作品的雷同之处，她说：“那远远超出了巧合!”
针对新一波揭发浪潮，波登回应说，自己长期以来致力于歌颂原住民文化，《熊行者》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他在原住民乡间旅行时听到的口头传说，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讲述人的名字——鸟先生。
原住民视频网继续追踪，发现鸟先生也于1996年去世了。可是鸟先生的弟弟却在采访中说：“我很怀疑哥哥曾经对波登讲述过那种故事，因为他整天唠叨的都是打猎、捕兽的技巧，还有日常琐事。故事中那些细节，什么熨烫得平整的黑外套啊等等，根本不可能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
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原住民诗人说：“无法接受这种对故事、文化、精神的偷窃行为!偷盗或者未经允许就拿走他人东西的人，在我们部族里，被视为下贱人。多年来，我一直在和很多人争辩，希望他们尊重我们的理念，不要随意从我们的社区剥削掠夺!”
原住民群众愈战愈猛了。围观者作何反应呢?网络时代，泥沙俱下，但有一条帖子却引起了我的思索。
“事件的发生，围绕着一位深爱原住民且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男人。他使人们知晓并生发出了解原住民、聆听他们心声的欲望。他用自己的声音照亮了原住民曾经历的苦难。他与众人一起参与慈善工作，企盼为明天带来希望。当他做了这一切之后，这个男人的名字却被他所热爱、拥抱，并将融入的那些人抛入了泥沼。”留言者的头像显示，她和我们的英语教研室主任一样，也是一位中年白人知识女性。
对于他者文化被歪曲、误导、盗用、抑或剽窃的现象，人类站在各自的立场，出于不同利益的考量，向来莫衷一是，难以企及真正的公道。
短暂而喧闹的春天过去了。适逢夏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6月21日将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原住民日”，纪念原住民各部族在历史上对国家和社会的无私奉献。
眼下，不知关注“盗用奖”事件的原住民斗士们作何感想。化干戈为玉帛,还是宜将剩勇追穷寇?
滑铁卢大学校长傅文笛(Wendy Fletcher)是研究后殖民历史的学者。她的曾祖母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原住民女性。傅文笛一出生就被“伤腿氏”家族领养，起名鹰翎女。后又被“星屋鳕鱼氏”家族领养。知悉我的惶惑后，她说：
历史上对原住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延续至今的恶果，使大家难以继续忍耐、吞咽。但我的原住民亲属们认为，纠正这些殖民时代造成的错误并创建一个真正公道和包容的社会，至少还需200年时光。我们虽然不可能看到那一天了，但未来的种子已在今天播撒在大地之上。而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去呵护这片土地，才对得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良知、道德、创造力以及责任和义务。
我们不但要承认原住民所奉献的广袤的田野森林，也应当承认他们的故事、语言、文化。那些承载着这片土地丰厚历史的遗产，都早已默默无言地编织进我们生活中绚丽的锦缎，深入骨髓了。我们今天在学校上下致力推行的“头顶同一片天”的概念，恰好反映了原住民的理念：提倡大家齐心合力，铺设一条通往包容、平等、公正世界的康庄大道。
至于“文化盗用奖”的风波，她直截了当地指出，“无论争议的风波多大，都不该仅仅让白种人继续做代言者了。一切都应当尊重原住民的意见。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吧!”
